如今的土耳其在对待国内报道上，远远谈不上新闻自由，但土耳其却允许那些邻近国家的反对派在伊斯坦布尔建立新闻组织。

　　编译_七猫

　　现在看来，菲拉斯·法亚德很随和，但又不失自信。他穿着灰色的开衫，一头略长的头发，头上歪歪斜斜地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像是一个独立特行的艺术家。不明究竟的人定然想不到，这个叙利亚电影制片人竟是一个背井离乡的流亡者。

　　两年前，法亚德正在大马士革国际机场，准备飞往迪拜参加电影节。他打算在迪拜放映他最新的纪录片。纪录片以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叙利亚诗人过去40年的生活为主线，讲述阿萨德政权下叙利亚政治异见者的苦难生活。就在他上飞机之前，法亚德被叙利亚保安队拦截了下来，脑袋上被套了一个麻袋，随后就被扔进一辆车里。

　　在之后的五个月中，法亚德受尽了折磨。他经历了无数次审问和拷打，并被辗转关押在不同的看守所里。在被释放之后，他和他的妻子从大马士革逃到了约旦首都安曼，生命安全总算是有了保障。但他并不满足，因为他们希望能够继续制作关于家乡的电影，然而在约旦却没有这个环境。“这里的政府很担心会因此惹恼阿萨德政府，”法亚德说。

　　2012年年末，他们去了土耳其，随后惊讶地发现，这里竟已成为中东地区流亡记者的集体避难所。法亚德随后决定成立一个广播电台，这样就能接触到更多的叙利亚同胞。终于，在2013年年底，他们成立了Sout Raya，意思是“旗帜之声”。“伊斯坦布尔离叙利亚很近，又能提供给我们更多的工作自由，”法亚德说，“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报道更多我们祖国的事情。”

　　中东北非地区的媒体枢纽

　　目前，伊斯坦布尔已经悄悄地发展成为了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媒体枢纽。在叙利亚内战期间，有超过70万叙利亚人流亡到土耳其，办了30家报纸和若干家电台；埃及政变之后，埃及媒体人也纷纷逃到土耳其，就在前几个礼拜，才刚刚有一个埃及政治团体宣布要在伊斯坦布尔办一家跟穆兄会相关的电视台(Rabaa电视台)；然后，乌兹别克总统卡里莫夫的大女儿古尔娜拉——她跟父亲的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接受伊斯坦布尔报纸《Hurriyet》的长篇采访，详细揭秘她自己创办的媒体是如何遭到乌兹别克政府打压的。

　　以法亚德的Sout Raya为例，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得到了很好的待遇，尤其是在得到一个美籍叙利亚人资助之后，办公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他们目前的办公地在繁华商圈，周围都是律所、银行和高端酒店。办公室铺设着硬木地板，家具和装修都非常现代，设备也十分齐全。

　　Sout Raya目前有15位左右的叙利亚通讯员，专门给他们提供叙利亚国内的最新消息。为了安全起见，这些通讯员在报道中都隐瞒姓氏。至于他们的报道重心，Sout Raya的电台主播哈西诺则说，“我们希望能够讲述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专注于那些事件中的个人，而不是事件本身。”

　　最近他们有一篇报道，讲的是叙利亚的伊斯兰主义叛军试图在北部城市阿勒颇的小学里实行男女隔离。另外一篇报道，主角则是阿萨德政府军里的一个狙击手，他现在的生活就像一个普通白领，每天早上搭电梯到楼顶蹲守，晚上再回自己家。对此，叙利亚政府已经表达了不满，而伊斯兰主义叛军(现在看起来很可能是将要取代阿萨德政府统治叙利亚的组织)则在最近偷走了该电台在拉塔基亚的发射机。

　　如果说Sout Raya是叙利亚版本的NPR(美国公众电台)，那么Rabaa就是伊斯兰版本的福克斯新闻台。说起来，Rabaa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纪念——在埃及政变之后，穆兄会的支持者在开罗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游行示威活动，而军队在Rabaa清真寺强行清场，导致数百人死亡。(穆兄会发言人说该组织跟Rabaa电视台并无关联，但外界推测，双方可能确实存在某种关系，而否认只是为了避免对新闻内容负责。)

　　自从军政府强制关闭了穆兄会开设和支持的报纸跟电视台后，穆兄会在埃及就几乎得不到什么曝光率。2013年 12月20日，逊尼派领袖和长期的穆兄会支持者约瑟夫·阿尔-卡拉达维正式推出Rabaa电视台，而他们的第一期节目，就将穆尔西的下台定性为“一场肮脏的政变，强暴了埃及总统的办公室”。

　　君士坦丁堡式的热情好客

　　从历史上来讲，伊斯坦布尔对于流亡记者的宽容不应让人惊讶：君士坦丁堡从来就欢迎有能力发声的外来者。1711年，利沃夫(现在属于乌克兰)的发行商约拿·本·雅各布·阿什科纳齐就在伊斯坦布尔办了第一份希伯来文报纸；数年之后，来自奥匈帝国的伊布拉罕·穆特非拉卡皈依穆斯林，他也来到伊斯坦布尔创办了第一家用活字术印刷的阿拉伯文报纸；在19世纪中后期，波斯智者们齐聚伊斯坦布尔，印刷书籍、报纸跟小册子，之后又悄悄地将宣传物送回伊朗本土。

　　当然，凯末尔在1923年创建土耳其共和国的时候，这些传统就被颠覆了。那些阿拉伯活字、穆斯林教义跟奥斯曼帝国的热情全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世俗主义、媒体管控和土耳其中心论，民间开始流行“一个土耳其人最好的朋友是另一个土耳其人”，而这引发了许多冲突。到上世纪90年代为止，伊斯坦布尔城内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几乎尽数逃亡，而这里的外国报纸数量也从19世纪的接近300家减少到屈指可数的几家。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目前土耳其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决心要重建老君士坦丁堡的好客形象，以帮助土耳其重塑其在欧亚大陆连接地区的影响力。“我们将持续引导中东地区的变革势力，并成为这个地区的领导者。”2012年4月，土耳其外交部长阿默特·达乌托格鲁说。

　　土耳其国内新闻不自由

　　事实上，如今的土耳其在对待国内报道上，其实远远谈不上新闻自由。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报告，土耳其政府囚禁的记者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当前政体实施超过两年的国家都多。

　　去年3月开始，正义与发展党就遇上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机，最近的腐败大调查更导致三个政府核心部长辞职，该党的执政党地位也受到了严重的动摇。从去年5月起，土耳其民众发起“占领盖齐公园运动”，更是该党执政十多年来遭到的最大反抗。所以不难理解，土耳其政府对国内媒体越发严密的管控。

　　土耳其资深记者亚乌兹·贝达就是一个新闻不自由的受害者。他在今年7月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评论称土耳其国内媒体因为种种限制而没能对盖齐公园抗议活动进行充分报道，结果因此遭到东家Sabah报解雇。他说，现在所谓欧亚大陆通道上的几个国家，包括叙利亚、土耳其和乌克兰，“冷战思维”都在重新蔓延起来。“欧洲人现在在土耳其资助了很多活动，可能会让土耳其的新闻自由重回正轨，”贝达说。

　　不过，目前土耳其的国内新闻气候看起来远不在正轨上。三位政府高官在腐败风波中落马时，土耳其的主流媒体都还在为这些高官开脱，说他们并没有腐败。Sabah报的另一个资深记者艾利查克发表评论称土耳其总理埃多尔安主持的腐败调查不够彻底，结果也被报社开除了。

　　这种自上而下的审查在盖齐运动后就广为盛行。土耳其最大在野党称，在过去6个月中，全国已有80多个记者丢掉了饭碗，而且大部分都是被编辑推出来当替罪羊的。编辑无法为记者做主，这成为了新闻不自由的主要问题。

　　据贝达介绍，这些失业的土耳其记者现在已经渐渐开始联合起来，“虽然还没有到要革命的程度，但我们已经开始彼此交换信息，建立共享网络。”

　　外交形势决定态度

　　土耳其对待新闻自由的态度完全受其政治气候的影响，所以有时候看上去有点双重标准。

　　土耳其的一大逆鳞是库尔德(一个散布在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的中东游牧民族)。由于库尔德人在过去十年间都在闹独立，所以在土耳其，库尔德语的节目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从2004年开始，土耳其就一直在游说丹麦，希望后者能关闭库尔德语电视台Roj。土耳其政府认为，该电视台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宣传喉舌，而库尔德工人党已经被美国和欧盟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安卡拉的努力在英国和法国都取得了成效，库尔德语电视台在那两个国家也都受到了限制；然而，丹麦至今都没有同意，这已经影响到了丹麦和土耳其之间的外交关系。

　　“以此类推，这个穆兄会电视台(Rabaa)很可能会影响安卡拉跟开罗之间的关系，”土耳其前外交官锡南·乌尔根说。

　　然而，安卡拉跟开罗之间的关系本来也没办法更差了。现在穆尔西被赶下台已经有六个月了，但土耳其依然只承认穆尔西为埃及的唯一合法元首，而军政府上台则是“可耻的政变”。去年11月时，伊斯坦布尔还承办了若干次穆兄会组织内部会议。

　　至于叙利亚方面，土耳其的立场也很坚定。虽然安卡拉一直否认他们曾暗中资助叙利亚叛军，但最近发布的一份联合国调查却显示，自从去年6月起，土耳其向叙利亚运送了将近50吨武器。

　　这就解释了安卡拉对待叙利亚流亡记者们的宽容。“允许这些邻近国家的反对派在伊斯坦布尔建立新闻组织，这其实跟土耳其既存的外交行为并不一致，”土耳其前外交官锡南·乌尔根说，“不过土耳其根本不在乎阿萨德政府怎么想，因为双方已经不存在任何情谊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来说，土耳其已经成为了他们事实上的天堂。安卡拉已经花了25亿美元用来招待叙利亚难民，土耳其教师们开始给叙利亚儿童开设专门的课程，在冬天来临时，政府还安排了40000间公寓供叙利亚难民居住。

　　与此同时，黎巴嫩政府却在担心叙利亚难民会像半个世纪前的巴勒斯坦人一样留下来就不走了；保加利亚的极右翼政党Ataka更是将叙利亚难民称为“恐怖分子”，并号称要赶走他们；约旦政府提供的难民营条件又实在太差，以至于有不少难民宁可回到战火纷飞的家乡，都不愿意待在条件这么糟糕的难民营里。两相比较之下，也难怪法亚德和其他的流亡记者将伊斯坦布尔视为避难胜地。

　　来源：《大西洋周刊》Istanbul: An Unlikely Refuge for Exiled Journalists

(原标题：流亡记者的避难所)